中国绘画自有史以来，一直到南宋，名家辈出，杰作如林，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等各方面，都有极大的成就，同时历代名家的作品，也都是创作的，临摹只是画家们学习进修中的一段过程而已。但自从元朝初年，赵孟頫提倡复古以后，中国的绘画艺术就停滞不前了。画家只一心临摹古代名家的作品，想求得与古人相似即感满足而已，却不知这样反而伤害了艺术的生命。幸好元朝四大名家黄公望、吴仲圭、倪云林、王叔明离宋未远，还能有所创作。不过元四大家的画风已偏向笔墨情趣的发展，而不是壮丽河山真实境界的再现。也就是说，他们不过是利用名山胜景为画题，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主观见解。这里就说说四大家中的倪云林。

 

倪云林，字元镇，名瓒，江苏无锡人，人称无锡高士。生于元成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享年74岁。其先祖是以工商业起家的，家境十分富裕。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文光抚养长大。云林性情俊爽，自幼聪明，好读书，最喜欢作诗，立志要做一个名诗人。当时人家笑他迂憨，他不以为忤，反而取了个“迂”字作为别号。

 

云林个性狷介，好洁成癖，加上家财富有，所以他能建筑许多幽静高雅的房舍作为住所，历史上有名的清阅阁即是。阁里藏书很多，还有钟鼎铜器名琴古董以及历朝的书法名画。云林40岁前后即居住在此，沉浸于书海中，并将所有藏书一一加以校正和考订，其博学即渊源于此。有云林堂、萧闲仙亭、朱阳宾馆、雪鹤洞、海岳翁书画轩等许多幽雅房舍。他曾在斋阁的周围遍植四时花木，并作溪山小景。清阅阁则铺了青色的地毡，雪鹤洞则以白毯铺陈，几案上并覆以碧云笺，布置得十分雅洁。倪云林住在清阅阁中，除知交好友外，普通人是不准进入的。平日与他往还的朋友都是当时的名流硕彦，如:高青邱、杨维祯、张伯雨、黄公望、王叔明等，时常聚会，或作书，或绘画，或调音曲，或观赏古书名画，或举杯，或清谈，悠然自得，不知时序更替。他自赋诗说:

 

逸笔纵横意到生，烧香弄翰了余生。

 

窗前竹树依苔石，寒雨萧条待晚晴。

 

倪云林的爱洁成癖，很像宋代的米元章，同时他对这位前代大书画家的品学非常崇拜，特地建造了一所精舍，刻了米元璋的像，供奉于此，名叫“海岳翁书画轩斋”，还赋了两首诗:“米公遗貌刻坚珉，却在荒芜野水滨，绝叹莓苔迷惨澹，细看风骨更嶙峋。山中仙冢芝应长，海内清诗语最新，地僻无人打碑卖，缅怀英爽一伤神。”关于他爱洁成癖的个性，有许多故事传说:相传他每天早上洗脸时，都要换几次水，每天戴的帽子和穿的衣服，都要拂拭几十次，轩斋外的梧桐树和假山石，也都常常洗涤，恐沾染尘埃。为了要保持庭院里一片碧绿的莓苔，如果花叶谢了，掉在上面，只许用长竿缚针挑取，或用黏藕取之，不使绿苔践坏。据《云林遗事》记载，有一次，云林留客住宿，夜闻客人咳嗽，翌晨就命仆人仔细检查有没有痰涎吐出。仆伪称痰吐在桐叶上了，云林马上叫人把梧桐树洗净，并把着痰的桐叶剪下，丢到老远的地方。云林还时常叫仆人去七宝泉汲水，用前桶的水烹茶，用后桶的水洗脚。人家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后桶的水恐为挑者屁薰，故只宜洗脚。”

 

云林也是一个性情耿介敦厚，具有侠义心肠的人，一向喜欢帮助穷困的人，亲戚故旧得到他帮助救济的很多。其师王文友，老来无子，他就奉养王氏终身，死时又殓葬尽礼，当时的人对云林此种义举，都十分赞美。相传有一个外国商人，仰慕云林的名望，携了沉香百斤往无锡求见，可是倪云林为人清廉，憎恨人家以利动他，就托辞往惠山探梅避而不见。那人前后来了两次，每次总是徘徊不忍走。云林见那人诚挚可嘉，才暗地吩咐家人开云林堂延入，那人进入云林堂，见堂中东设古玉器，西陈古鼎、书法、名画，布置精美。

 

倪云林生平轻财好学，家虽富有，却不肯和富贵中人往来，平日只是扫地焚香，远离污垢。至正初年，正是元朝太平盛世的时候，他忽然将大部分的家财，分给亲戚故旧，奉母携妻，以船为家，飘然入五湖而去。当时的人，见他这种奇特的举动，莫不惊诧万分。不多久，果然张士诚在苏北起义，占有江浙大部分的土地，自称吴王。从此战乱连年，富家被劫，有钱人都沦入悲惨境地。而倪云林却扁舟箬笠，往来于湖泖之间。过着云游的生活，于是人家才佩服他有先见之明。倪云林自从弃家遁迹漫游于湖泖间有20年之久，以舟为家，往来于宜兴、常州、吴江、湖州、嘉兴、松江一带，有时寄寓在朋友家里，有时则住在僧舍古庙。有几年曾在太湖边租了一间小屋居住，叫做蜗牛庐。这一时期，他摆脱了尘俗世事的累赘，专心致力于绘画，所以画迹流传较多，艺术的成就也大。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地方秩序渐次恢复，他觉得浪迹江湖，孤单寂寞，终非久计，遂萌还家之想。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中秋，他寄居在姻亲邹惟高家里，邹氏为款待他开筵赏月，云林这时已在病中，饮酒凄然，于是赋诗二首以抒怀。十一月十一日，这位高人逸士，一代大画家终于客死在邹氏家中。

 

《云林遗事》还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元末吴王张士诚的胞弟张士信，附庸风雅，听说倪云林的画很好，派人拿钱和画绢去请云林作画，云林生平最鄙视这一类人，同时他一向也不以绢作画的。见了差役大怒，将画绢撕破，将钱掷还，说道:“我不做王门的画匠!”因此得罪了张士信。云林自知祸在眼前，逃到太湖庐荻丛中去躲避，焚香自遣。碰巧张士信也偕朋友游湖，突然有异香扑鼻，叫人查看，发觉云林就在船上，张士信见了大怒，要杀死他，幸经同游者劝解，才将他下狱。他在狱中，每遇到狱卒送饭，必叫高举过眉，狱卒问他为什么，他说:“恐怕涎沫溅到饭里。”狱卒大怒，把他锁在厕所旁边。后经过许多人说情，才得以释放。

 

倪云林生前是以诗闻名的，但后代却推崇他的画，画名盖过了诗名，成为元画的代表人物。明朝末年的董其昌说:“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他又说:“迂翁(指倪瓒)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吴仲圭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皆有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真，米痴后一人而已。”董其昌是明末的书画大家，尤其是他以禅论画的美学观点，影响后世很大，从此以后，云林的列入元朝四大家，就成为画坛的定论了。

 

云林家境原很富裕，收藏有很多历代的书法名画，他又自幼喜爱书画，经常欣赏、浏览，所以他的书法是继承了古代优秀传统的。云林的画，自说“得荆关遗意”，实际上，他是吸取前人的长处，而又另辟蹊径的。这一点，从云林晚年的画来看，特别明显易见。顾谨中说倪画:“初以董源为宗，及乎晚年，画益精诣。”张丑也说云林:“画品初原详整，渐趋简淡。”用极其简雅的笔墨，钩绘出枯木竹石平远小景，是云林为表现前人以为很难画的荒寒意境而创造的一种新风格。所以有人称他“一变古法，以天真幽淡为宗”。云林晚年的画能有如此的成就，和他的生活以及所处环境有极重要的关系。

 

在元代，被压迫的汉族，有许多士人不愿出仕，云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后半生，避世漫游在太湖四周和松江三泖附近有20年之久。在这个环境里，他每天所见到的自然景色，无非是些茅亭竹树，小桥流水。那里的山虽是不少，但都是小小的丘陵，若隔湖远望，只见冈峦逶迤，平坡一抹的平远山水。云林把这真实的景色，描绘出来，这就形成一种天真幽淡的风格。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宋人易摹，元人难摹;元人犹可学，独元镇不可学也。”倪云林的山水，具优美的意境，表现出一种逸气，使人有“不期而至，清风故人”之感。不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其生活经历来考察、探讨他的作品，他那蕴含着深情厚谊的皱纹点子，单凭功力是不易摹拟得来的。他是无锡人，属于被元代贵族列为最低一等的“南人”。他有感于故国河山支离别属，他的愤世嫉俗和民族意识表现在作品里，就出现了萧条澹泊、寂寞荒寒的意境。清朝的恽南田说:“元人幽亭秀水，自在化工之外，有一种灵气。惟其品若天际冥鸿，故出笔便如哀弦急管，声情并集，非大地欢乐场中可得而拟议者也。”这可说对倪画的评论。他画山水极少画人物。明初的元杰题其《溪山图》诗说:“不言世上无人物，眼底无人欲画难。”这两句诗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云林的作品。

 

云林的画，至今存世仍不少。但总是这样的一种面目:在平坡之上，长着一丛杂树;远处，是一层一层的远山;偶尔或加上一个亭子。竹，或竹石，也是他爱画的题材。

 

倪云林有一代表作——《玉峰写生》，前景描写板桥被大水冲断，漂浮的小舟隐蔽在芦苇中;中层画山坡杂树和岸旁卧柳;远景是淡淡的层峦远山。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感的山水创作，令人感到如入生灵涂炭的“无人区”。他在画面左上角题了悲愤的诗句:“开图别有沧桑处，只觉含墨咏不成。”这正是关怀国家兴亡的潜意识的反映。他的画，多数是不设色，不盖图章，又不加人物，人家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今世那复有人?”他这种愤世嫉俗和民族意识的观念，洋溢于他的画面。

 

云林的另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圆石荒筠图”(1369年作，原画在日本)，笔法老练、秀润、有力，气韵生动。他在画上题记说这是他“因想象乔木秀石翳没于荒筠草蔓之中”回意“写意”的作品。他在这幅画上还题了诗，后四句是:“壮心千里马，归梦五湖波。圆石荒筠翳，风前悦高歌。”——从这样的创作上看，云林的作品，并不尽是所谓一片“荒凉”、“残山剩水”的景象，而是含蓄着一脉新生的“灵气”，悠悠不尽的生机。

 

读了《云林先生诗集》，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例如:

 

“阿房遗址碧山垠，菹醢生民又几秦!”(见《阿房宫》诗中)

 

“出师未久班师急，相国翻为敌人谋。”(见《拟赋岳鄂王墓》诗中)

 

草莽莽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到如今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见《折桂令》(拟张善呜)词中)

 

这些诗词，字字血泪，有意气、有情操、有理想、有寄托，反映了元朝统治末期，汉民族的故国之思。

 

云林不仅是一位绘画大师，而且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和书法家。他的画非常简洁精练而含蓄，富有艺术的独创风格，被公认为“逸品”，诗词清隽秀丽，潇洒颖脱，在元代诗坛上与杨维桢、王冕齐名。书法类似晋唐的“经生体”，古雅秀媚，影响着明清以来的许多书画家。可贵的是他把诗书与绘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交互阐发，相得益彰，无愧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