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是歌剧的摇篮，优秀的歌剧艺术家总是源源不断地从这儿涌现出来。在他们的行列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卓阿基诺·罗西尼。

 

1792年2月29日，罗西尼诞生在意大利威尼斯湾上的一个小镇彼萨罗。他的父亲朱捷普·罗西尼曾是一家屠宰场的检验员，后因拥护民主共和政体，在封建政权复辟后被革职。朱捷普的妻子原是剧院里的歌唱演员，丈夫被解职后，夫妻双双成为流浪艺人。

 

小罗西尼自幼跟随父母到处漂泊，过着四海为家的巡回演出生活。

 

1806年，罗西尼考入波伦亚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演奏。校方很快便发现这位年青的彼萨罗人具备出色的音乐天赋，于是又给他增加了两门艰深的理论课程——对位与作曲。任课教师马泰神父无论布置难度多大的作业，罗西尼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不仅如此，他的音乐创作显得毫不费力、多产而神速，这使他常常成为全校师生惊奇的对象和谈论的话题。

 

罗西尼富于生动的音乐情趣，而马泰神父的教学体系却极为古板、烦琐和枯燥，两者之间必不可免地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年青的彼萨罗人不得不一头扎进藏书丰富的校图书馆，从前辈大师的著作中汲取营养。

 

1810年，18岁的罗西尼毕业于波伦亚音乐学院。如同他的父母一样，他也成为流浪剧团的一员。在剧团里，他既是演员，又是乐队指挥，同时还担任作曲。

 

为了应付演出的需要，罗西尼在一年之内要写出五六部歌剧来。由于事务繁多和时间紧迫，他无法对每一部作品、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构思与仔细推敲，因而在许多地方留下了粗糙和匆忙的痕迹。

 

当时，有地位的作曲家大都拚命地诋毁罗西尼，因为他们深深感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无疑是他们的劲敌。那不勒斯音乐学院院长明令禁止该院学生参阅罗西尼的总谱。一位“名家”甚至指责罗西尼是个“放荡的音乐家，不懂艺术的规则和缺乏高尚的趣味”。

 

马泰神父气势汹汹地给他的这位大名鼎鼎的学生写信骂道:“停止，不要再作曲了!倒霉的你，给我的学校丢了脸。”对此，罗西尼在回信中风趣地答道:“敬爱的老师:请忍耐一下吧!我现在为了糊口，不得不一年写五六部歌剧，手稿字迹未干就送给了抄谱员，连看一遍的功夫都没有，将来等我不再像这样忙的时候，我再开始写无愧于您的音乐吧!”

 

罗西尼并不因这些严厉的批评而困惑不安，他十分清楚自己作品中的欠妥之处是由于匆忙与缺乏经验所致。在自己的总谱上，他亲笔用十字叉标出所谓音乐文法上的错误，并在旁边注明:为了满足学究的要求。

 

1813年，罗西尼的正歌剧《唐克莱蒂》(Tancredi)获得了巨大成功。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传唱着剧中的旋律。法国文学家司汤达写道:“在意大利有一个人，大家谈论他的时候比谈拿破仑的时候还要多，这个人不过是一位才20岁的作曲家。”

 

1815年，应著名的那不勒斯圣·卡罗剧院之聘，罗西尼担任了该院专职作曲家。流浪生活结束了，职务的薪金是丰厚的，他的地位逐渐稳固起来。

 

1816年，这位职业作曲家的代表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BarberofSeville)问世。这部作品被誉为意大利喜歌剧中登峰造极之作。

 

1822年，罗西尼开始出国周游，两年的时光，他走遍了欧渊各国。维也纳、伦敦、巴黎都争先恐后地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大大小小的剧院都纷纷上演他的作品。当贝多芬用他的秦鸣曲勉强换得一点报酬，舒伯特在赤贫中挣扎，柏辽兹为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之际，罗西尼却获得了数目令人难以置信的钱财!这极不协调的反差之形成来自一个简单的缘由——各国皇室对罗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恩宠。

 

从1824年起，罗西尼定居在巴黎。

 

1829年，他创作了一生中最后一部歌剧《威廉·退尔》(WilliamTell)。

 

有人说，罗西尼来到人世唯一的意义，就是不断攀登歌剧艺术的高峰。此话言之有理。这位年轻有为的作曲家在37岁时已拥有38部歌剧，真可谓硕果累累，前途无量。《威廉·退尔》的问世标志着歌剧大师已进入炉火纯青的鼎盛时期，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罗西尼却猝然止笔，隐退乐坛。他20岁即轻易成名，30岁便风靡整个欧洲大陆，声名之大，使人们几乎忘记了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存在。他最后一部歌剧正是他生命的中途，此后，他又平安、健康地生活了近40年之久，但已不再是一位作曲家。在欧洲音乐史上，这是一个奇特的例外。

 

究其原因，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罗西尼的生活悠闲富裕，从而导致了创作源泉的枯竭;有人分析他面对着贝里尼(1801—1835年，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1813—1901年，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等一批优秀的年轻歌剧作曲家的迅速成长感到压力，不愿再铤而走险;有人说他于1836年听了梅耶贝尔(1791—1864年，德国歌剧作曲家)的《新教徒》后，觉得跟那样的作曲家去抗衡是白费力气(其实，梅耶贝尔远逊于罗西尼)，故下决心不再动笔，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把原因归咎于罗西尼“过于懒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公认无疑的，这位歌剧大师在长达近40年之久的后半生中确实是再也没写过一部歌剧。

 

罗西尼的天性乐观豁达，举止言谈风趣幽默。他的同行好友梅耶贝尔心肠很软，总是慈悲为怀地同情别人的痛苦。罗西尼深知梅耶贝尔的脾气，所以只要一遇到他就不断地唠叨自己多灾多病。有人问歌剧大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我没灾没病，可是这位老兄特别喜好同情亲友，我不忍心不满足他这方面的需要。”

 

在巴黎时，罗西尼与法国作曲家博瓦迪尔住在同一幢楼里，罗西尼住楼上。当博瓦迪尔的一部作品首场公演获得成功时，罗西尼与许多音乐界人士一起来到博瓦迪尔家中表示祝贺。罗西尼高度赞扬了住在楼下的这位同仁，博瓦迪尔感到十分惭愧，他难为情地小声说道:“大师，连您也这样赞扬我，实在不敢当!您的造诣那么精深……您大大在我之上……。”罗西尼立即回答:“不，不，亲爱的朋友，我，只是晚上回家睡觉时才在您之上。”

 

对待无能的庸才，罗西尼的幽默更加耐人寻味。他有一个习惯——见到熟人就脱帽。一天，有位作曲家拿着自己的新作来请罗西尼评定。作曲家口若悬河，大吹大擂，说曲子的立意如何新颖，旋律如何优美，感情如何深沉等等，讲得天花乱坠。罗西尼忍不住打断了客人的神侃:“您还是先演奏给我听听吧!”于是，那位作曲家便演奏起来。罗西尼一边听，一边频频地脱帽、戴帽。作曲家疑惑不解:“您是不是觉得屋子太热了?”罗西尼答曰:“不，在阁下的曲子里，我碰到的‘熟人’太多了!”

 

1848年的一天，罗西尼突然收到一封信，信里这样写道:“我有一个侄子是音乐家，他不知道怎样写歌剧序曲，您曾写过那么多歌剧序曲，是否可以给出出主意?”罗西尼觉得很可笑，他决定要给这位先生一个满意的回答。于是，那不勒斯一家报纸上出现了罗西尼答复一位先生提问的公开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写《奥赛罗》(Othello)序曲的时候，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的小屋内，桌上摆着一大碗水泡煮面条，连根绿菜都没有。这个老板是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他威胁说，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甭想活着出去。您不妨对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别让他尝到鹅肝大馅饼的迷人的香味…”。

 

罗西尼幸运得令人费解。尽管他早就脱离了创作生涯，可他享有的盛誉却经久不衰。这人人羡慕的荣耀从他青少年时代即已开始，忠实地伴随了他的一生，直至今日仍不减色。

 

1868年11月13日，罗西尼在巴黎逝世，享年76岁。

 

在罗西尼的38部歌剧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威廉·退尔》是代表作。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偷东西的喜鹊》(LaGazzaLadra)、《灰姑娘》(LaCenerentola)、《在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姑娘》(L'ItalianainAlgeri)、《摩西》(Moise)、《奥赛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