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种传统艺术门类的丰富与完备，尤其是传统造型艺术的形成与完善，是秦汉以后的事情。秦代以前，虽有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但现代美学意义上所讲的自由的、审美的艺术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如先秦文学、音乐、雕塑基本上隶属于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主要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贵族阶层所追求的社会秩序。当然，以儒家、道家学说为主，也形成了若干重要的艺术美学思想，为后来艺术境界美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儒家学说的首要代表孔子为先秦艺术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容。首先，孔子肯定艺术的审美价值，主张美善合一观。孔子提倡“里仁为美”，[1]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彼此相邻居住，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这里的美既有情感愉悦上的审美意味，也有价值观念能够彼此认同的道德诉求。能够志趣相同而又性情愉悦，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这一美学观念也被孔子用于艺术审美价值的评价。他在评价歌颂尧舜功德的歌舞《韶》乐时曾说:“尽美矣，又尽善也。”[2]把既给人带来情感审美愉悦、又给人道德净化功能的歌舞当做最美的艺术。

 

另外，孔子非常重视艺术欣赏，提倡怡情养德。孔子曾经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其中所谓“兴”就代表艺术审美及其带来的精神享受。孔子本人在欣赏《韶》乐后非常兴奋，“三月不知肉味”。当然，对孔子来说，艺术欣赏最终要以道德向善为归宿。也就是说，艺术欣赏必须怡情养德，而不是怡情养情。

 

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也为先秦艺术美学贡献了若干重要的思想，并与儒家艺术美学思想有重要区别。老子、庄子认为美与艺术美依据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陈望衡认为“老子实际上是在讲美在本真”。[4]这也意味着“自然”应该是审美活动的根本依据。庄子说:“凫胫虽短，续之则优，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5]意思就是反对人为破坏事物的本真特征。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6]这似乎在否定美，其实不然，他只是否定人为的、矫造的形式伪装。但并不否定出自本真、自然的美，如庄子肯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7]，其中所谓“大美”就是本真的、自然的美，是艺术的内在根据。这种“大美”具有空灵、恬淡、阴柔的品质，决非表面的形式造作所能实现。如音乐，庄子认为有“天籁”，也有“地籁”、“人籁”，但最美的还是“天籁”，而不是“人籁”即人所制造的声音。

 

老庄思想还看重艺术的“体道”价值。所谓“体道”即以肉体和心灵的结合去体悟天地意蕴。它不同于孔子所主张的“怡情养德”，而是一种怡情养性、静观天道的方式。怡情养性，在老子那里表现为“无为无不为”的思维境界，即遵循天道自然，不虚妄做作，而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老子称这种心态和行为方式叫“玄德”，[8]与孔子所追求的社会人伦道德显然不同。要理解并实现“玄德”，当然要以心身结合而成的身体去“游心于物之初”，[9]也就是游心于天道自然。对庄子来说，要游心于天道自然，有两种方式特别重要:一是神游山水，二是神游艺术。前者就是逍遥于自然山川，后者则是“解衣般礴”[10]式的艺术创作境界。无论是“逍遥”，还是“解衣般礴”，都是心与身的自由驰骋，都是人与自然本真的审美遇合。它们既是人所达到的审美境界，也是人对自然本真的体悟，是无目的却合目的的情感活动。

 

道家学说所关注的“体道”，并非单纯的哲学命题、思维境界，它也体现了一种技术境界，是对艺术创作过程的审美特质的崇尚。这从庄子所阐述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可以看出。在头三年的解牛过程中，庖丁用心专一，用情专注，“所见无非牛者”。这是学问家、事业家的风范，心无杂念，所以看什么、做什么，心中、眼中只有一个“牛”。牛之外的其他事物，对于庖丁来说，似同虚无。3年后，庖丁“未尝见全牛也”。为什么?原来他所见的全是分解透彻的牛的细节与局部，如“大卻”、“大窾”、“技经肯綮”、“大軱”、“节间”、“节族”等，哪里有什么全牛?对庖丁来说，牛的物象与本质全部了然于心，他面前的牛不再是全牛，而是可以轻松、自由拆卸的各个组成部分。19年后，庖丁进入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新境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解牛也达到了“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精神巅峰。很显然，庖丁解牛的技术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技术境界各有不同。第一阶段是用情用心专一，“所见无非牛者”的状态;第二阶段则是通晓事物规律，“未尝见全牛”的通天晓地的观物状态;第三阶段就是以神遇以神行而不为感官所阻滞所劳顿的自由状态。“体道”是一种精神悟对，它要求思维始终直面事物本质;“体道”也是一种技术行为、身体行为，它要求长期的感官与行为能力训练，最终实现“身心”合一地通达天地大道的境界。因此，“体道”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

 

无论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还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他们对艺术美的认同都是有限度的。儒家思想虽然肯定艺术美，却最推崇德性之美，孔子的后继者孟子就进一步明确了人格美观念，强调“大丈夫”意识，提倡人应该养“浩然之气”。道家思想虽然肯定艺术创作中的神游境界，但主要看重艺术创作的活动过程所蕴含的神游品质，而不是推崇艺术创作的行为结果即艺术品及其审美价值。在道家思想看来，最美的作品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将“人为”的艺术自觉地提升到真正的审美高度，必然要提及儒家思想的发扬者荀子。在艺术美学方面，荀子既遵循孔子核心思想，又另有发展。他认为，人性本恶，“性者，本始材朴者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1]只有人为的方式才能塑造人格美与艺术美。在荀子看来，“文”与“礼”是分不开的。起初，礼比较朴素，后来变得富有文采，让人既有德性，又有喜悦。荀子由此肯定“文”或艺术的独立审美价值，强调形式美的创造(人为、伪)及其审美价值。就人格来说，人不仅要有内在的君子之德，还要有外在的君子之雅，二者都是君子守礼的体现，否则就“不足以为美”，不足以成为“成人”。[12]荀子的艺术美学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即强调音乐对“礼”的重要性。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把音乐与礼制结合在一起。荀子对此作了总结，认为“人不能无乐”，“人不能不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13]这就是说，音乐是以声音为媒介的艺术，是抒情的，是带给人快乐的，并通向宇宙本体之道。荀子还认为，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创造，能够统率天道，实现社会管理，如他在《乐论》中所说:“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

 

荀子有关音乐美学的思想，在《乐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乐记》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美学文献。有人认为它是荀子门生撰写的，郭沫若认为就是公孙尼子撰写的。《乐记》思想基本上源自荀子的《乐论》，但更加注重音乐的审美特质。《乐记》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羽旄，谓之乐。”这是说，音乐源于人的内在情感触动，人心灵的形式化、声音化(即荀子所说的“方”或“文”)，即有形式美特征的音乐。这一见解比《乐论》所论更具体、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