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印象派的创新精神，对中国当代油画具有重要的意义。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和创新性。艺术创新是从反对或不同于自己周围人群的艺术风格和个性中产生和发展起来。伟大的画家在艺术实践中会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创新冲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技巧呈现一种开放的态势，主动向传统的陈规戒律进行挑战。后印象派画家正是成功于自身具备的创新精神上，他们的艺术创作打破过去的套路和程式，冲出传统的禁锢，用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和感觉去理解、表现事物。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得到大众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痛苦的。印象派就是在古典主义画派的讽刺和打压下成长起来，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的绘画从被社会排斥到与社会融合可归结为这样一个过程。艺术家应对自身艺术创新充满兴趣与信心，并且正视社会对自己创造出来的艺术价值的评判。中国当代有画家们秉承后印象派画家独立创新的艺术精神，尝试创作出具有精神品位的独特色彩。

 

油画色彩语言的探索，永远没有止境。后印象派绘画是人类绘画艺术理念和实践中所爆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以色彩为焦点的革命。它不仅为绘画语言开发新“词汇”，而且针对传统的表现理念，实施进一步的刷新。后印象派在画面色彩上的拓展，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这种革命性的艺术成果终于被世人认可并应用，使得架上绘画艺术在历史的长程中得到一次大跨度的进展，并激发之后的西方现代艺术的踊跃变革，为绘画艺术之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在后印象派产生之前的绘画艺术从早期人类对艺术表现的稚拙及直觉性，到文艺复兴所呈现的透视、解剖及造型表现技能的鼎盛和辉煌，都没有指涉色彩的表现性。在后印象派产生之前的色彩再现，不过是固有色的使用技巧。即使在过去的一些大师的作品中，某些物象显现出环境色彩，那不过是画家对显而易见的色彩效果潜意识的抄袭，绝不是画家主观萌生“条件色”的意识。到了19世纪，随着物理学、光学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拥有光和色的理论知识，艺术家才对色彩原理和现象有了全新的认识，继而产生关于色彩的表现理念和方式。后印象派主张绘画要表现“纯粹的视觉经验”，即忠实于视觉所见。这种理念导致在物象的表现上侧重色彩的客观变化，正如我们今天所谓的“条件色”，同时，放松对形体的塑造及形体的立体感，亦如现代史论家所称作的绘画的“雕塑性”。由此打造出的图像便以色彩为表现核心。画家必须处于“目无全牛”的状态去感受和捕捉条件色彩，而不是形状。这恰恰是现代史论家认为的纯粹视觉经验，而不是如古典主义那种旨在建立一种“雕塑般”的视象，形成的已经过“触觉联想修正了的视觉经验”。后印象派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色彩表现，使他们的艺术精神极大地推动人类色彩绘画艺术的进程。

 

自从1887年中国画家李铁夫最早赴西方学习油画之后，陆续有：陈抱一、颜文梁、徐悲鸿、王悦之、潘玉良、林风眠、关良、司徒乔、吕斯百、余本、常书鸿、胡善余等。20世纪20—30年代，有些艺术家从海外学成归来，开办美术院校，组织学术团体，将西方油画介绍给中国的文艺界。50—60年代，苏联油画家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随后，中国油画家远赴苏联、东欧学习，使中国油画有了较大的发展。70年代后期，中国油画进入健康发展的阶段，中国油画家对于色彩语言的把握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目前中国的美术学院均开设油画专业，色彩语言作为训练的基础，一直贯穿在油画教学过程中。全国性的油画艺术组织有中国油画艺术委员会、中国油画学会；专业的油画艺术期刊有《中国油画》等；还有专项的中国油画届展、中国油画年展及各种单项题材的油画作品展。这些方面内容的发展，对中国油画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台湾在1895年割让日本之后，50年的殖民时代里，有一批年轻画家到日本学习油画、雕塑、胶彩画，油画主要以日本学院教授的印象主义风格为主，这批人回到台湾在美术教育上有长足的贡献，开启了台湾的现代美术之路。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还有些留学生去欧洲取经，他们引进更多样貌的欧洲油画表现风格，后印象派的油画风格在学院的美术教育里依然有其延续的脉络可循，直到90年代仍然在台湾本土的艺术市场受到欢迎；至今仍有一批画家和收藏家喜爱这样的传统风格作品。

 

21世纪的中国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自主创新。在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的油画艺术怎样才能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无疑需要我们大胆创新才能找到一条生路。后印象派那种不迷信前人权威，执著探索的精神，恰恰与我们中国的油画改革主题暗合。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的深化阶段，人们的思想观念处在急剧的变革中，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实惠的同时，经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情感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寻找一条表达和宣泄自己情感的渠道。后印象派创作中的色彩夸张变形，恰恰可以为当代人提供精神栖息地。人们那颗物欲之心，可以在欣赏后印象派梦幻的色彩中获得暂时的安静。虽然后印象派在艺术史上只是沧海一粟，但是，画派领袖们的艺术精神却如火种一样绵延不绝，鼓舞和指引着后来的、远在东方的中国画家们进行艰苦不懈的探索，并给他们精神的安慰。

 

当我们回顾中国油画家对西方色彩的研习过程，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画家对油画的造型能力和色彩语言表现力普遍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西方的油画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传统之上的，在不同的国家中也和其民族的文化、宗教背景乃至国民性相结合。不可否认，中国的油画家具有很好的油画基本功，但我们都知道，当初很大一部分选择投靠美术学院的学生，由于文化课成绩欠缺，无法凭借很低的文化课分数进入高一等院校。文化修养和外语功力相对弱势，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使得中国的画家仍然通过画册和少量的来华艺术展去接触西方油画，不能在思想上深刻体悟西方油画艺术的底蕴，只能停留在技术、手法、画面效果的层面中。同时，经济大潮的袭来，使得刚刚学会走的中国画家们要能在经济高速道上跑起来，因而无暇静下心来认真体悟油画的色彩语言变革。如果中国的油画家们能多读书，多感悟，参透哪怕只有印象派一个画派的色彩特性，随之而来的创作也会有一个可赞的局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发展急剧变化，使得中国油画家对社会具有的启蒙性的文化氛围迅速地转换为对“现代性”的思考。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商业文化、流行文化也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一并涌入中国，使得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资源空前丰富与杂乱，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处于一个多元并存的状态。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中国画家如何认识油画色彩语言的精神性、如何解决它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对后印象派的油画色彩语言继续在技术资源的层面上研习，抑或作为一种思想精神资源吸收转换，还是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在图像资源的层面上加以借用，将成为中国当代油画家价值观念和艺术精神的自由选择。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看待油画色彩语言，它作为传统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从当代走向未来的一个历程。这个历程，对后印象派油画色彩语言的研究是重要的点睛之笔。对后印象派的学习与再造的过程，将在21世纪以新的方式持续发展，特别是我们不再将油画，或者说我们不再将后印象派绘画作为一个单纯的画种、画派去看待，而是静心将其真正提升至艺术精神的层面去研究，从中拓展出新的创造之路。

 

中国油画短暂的百余年历史几乎尝试了西方油画几百年的艺术演变，尤其在今后，无论是尝试、吸纳还是探索，中国油画家都敏感和火热地面对世界油画的发展变化。多方位、多元化的研究与实践，促成中国油画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油画的大舞台容纳当代画家的经典，展示各种地域性或院派风采，并且不断推出各种新艺术群体以及个性张扬的前卫艺术和各类艺术家。这些成果的取得，实质上都是中国艺术家对传统和外来西方文化进行不同程度整合的结果。他们因为各自不同的艺术主张，选取可以为其所用的艺术新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