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雕塑的主导作用

中国雕塑艺术的历史悠久。存在于陵墓、庙堂、佛窟等建筑之中，难以尽数的大量宏伟巨制与精美绝伦的遗物，向世人昭示出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唯有中国的雕塑艺术延绵不断、持续发展，与自成体系的西方雕塑艺术一起，堪称世界上历时久远，发展过程最为完整的两大雕塑艺术。众所周知，这两大艺术在风格上迥异分明，在其发展的境遇上亦是大相径庭的。

 

西方雕塑艺术一直在西方造型艺术史上起着主导作用，古希腊、罗马时期可谓名副其实的雕塑时代。作为“石头书”的雕塑，随着大量宗教建筑的兴起，并没有因拜占庭时期反对偶像崇拜的运动而泯灭，在黑暗的中世纪反而得到有力的促进，甚至成为这一时期造型艺术至尊。文艺复兴三杰鼎立，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之间针对雕塑与绘画究竟谁高下、谁优劣曾展开一场大论战，生动地表明在艺术上亦在理论上，西方绘画艺术至此终于形成与雕塑并驾齐驱的格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重新确立起西方雕塑的地位，并复燃了人们对雕塑艺术由衷热情的雕塑大师罗丹，他那具有一些印象派绘画影子的作品，折射出绘画与雕塑之间存有某种互为融合的意义。的确，雕塑对现代艺术的影响举足轻重，有力且纯粹。现代艺术之父毕加索正是借助非洲雕塑艺术的灵感和启迪，彻底推开了现代艺术新纪元的大门，在他全新的造型语汇、表现方式乃至空间观念中，分明显现出更多的雕塑意味。更有一大批画派领袖和画家们纷纷亲自创作雕塑，探索和体验在平面艺术中难以表现的三维空间体量变化的奥妙。二维与三维空间界定的打破，促发艺术家们更加大胆地尝试运用各种技巧和丰富多彩的物质材料，在多维空间的造型中标新立异、变幻无穷、各领风骚，前所未有地展示出不可遏制的创造精神。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虽然未能亲眼目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兴起与发展，但他却以哲学家深邃的思辨，美学家睿智的敏觉，在其经典巨著《美学》中清晰地揭示出“各门艺术的系统”即“建筑、雕塑、绘画”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明确指出建筑对雕塑，雕塑对绘画影响的发展序列。很显然，这一序列是他基于对艺术，主要是西方艺术的发展历史透彻领悟所得出的论断。

 

西方艺术和美学的实质，基本是源于希腊艺术的精神主旨，而“希腊精神等于雕塑艺术家把石头做成一件艺术品”。正可谓希腊雕塑艺术孕育了西方艺术的主调。纵观西方造型艺术发展的历史，雕塑艺术贯穿始终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依循符合西方艺术发展逻辑与事实的学说和观点来审视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时，十分明显地呈现出错位现象。强烈的反差使其原因并不难辨析。

 

中国雕塑艺术在其发展进程中，虽曾经间接受到随佛学东进传来的一些希腊艺术的影响，但是中国的雕塑艺术始终未受到爱琴海岸和煦海风的吹拂和明媚阳光的照射，更不植根于高雅和谐、整齐静穆、庄严凝重的希腊庙堂圣殿的空间之中。倘若一味套用西方雕塑艺术的发展模式来诠释中国雕塑，只能误入歧途，难寻正果。那么，中国雕塑艺术发展的境遇又如何呢？

 

(二) 中国雕塑的发展境遇及发展样式

素以史官文化重文字、重历史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浩繁的古代典籍中对中国雕塑的记载和论述甚少，即使在中国美术理论和美学思想最为集中、著述可谓丰硕的画论中，也仅有为数不多的雕塑家及作品被提及。对比蔚为大观的中国画名家名作以及体系完备而玄妙高深的理论建树，相形见绌中直观地反映出中国雕塑与绘画之间存在着十分悬殊的差异。透过这一奇特的文化表象，其背后蕴含着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限定，文化的大背景必然导致中国雕塑艺术远不如西方雕塑艺术那般拥有幸运的境遇。

 

中国古代社会分工已经相当明确的殷商之际，所谓的雕塑家和画家均属百工之列，虽在不同的工艺手段和用材施艺上有所区分，但归统“皂隶之事”，工匠的社会地位是极其卑微的。随着社会发展和阶级分化，掌握文化主体的儒生、士大夫们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通过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隋朝的进士科，直到唐朝科举制的实施，才完善了文人步入仕途的社会机制。魏晋之际已出现有史书记载的以绘画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中国绘画艺术开始伴随着作画者的社会地位升高，逐步摆脱了工匠的境地。五代画院的成立和宋初设立的翰林国画院，使绘画本身也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打上了鲜明的等级色彩和深深的贵族烙印。需要依靠繁重体力劳动进行创作活动的雕塑，远不及绘画可潇洒自如地描绘自然与人类的万千景象，轻松地聊以自娱、怡情养性，甚至通达仕途。因此在以礼制而等级森严的重地位和名分的文化氛围里，中国雕塑基本上隶属于为贵族服务的匠人，或是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即民间文化的阶层。虽然以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民间美术与以贵族阶层为背景的宫廷美术，与以士大夫为骨干的文人绘画形成既相互对峙又相互补充的中国美术阵容明确的三个层次的发展格局。然而就广义而言，中国雕塑一直未能取得与绘画相提并论的社会地位。在古希腊时也曾出现过雕塑家的作品被人们看重，而人格上却被人轻视的现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包括雕塑家在内的艺术家们受到君主贵族的礼遇，被尊重为上等人物，“进大学有如一个学者”。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只给了画家而未能给更多的雕塑家提供相类似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雕塑艺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机制下，自然而然地繁衍出与此环境相应的某些特点。从一定角度来看这些特点恰恰与它的创造者们所形成的某些职业特点颇为吻合，即工匠受雇于人，听命于人，缺乏独立的人格，难以摆脱实用性或功利性的制约，直接影响其创作的自由度和想象力。中国雕塑艺术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方面，不同程度地正是受制于隐匿其中的狭隘性的无形却有力的约束，形成了中国雕塑的几大基本类型。

 

其一是围绕皇家宫廷和达官贵族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服务，如建筑上华丽的装饰物、案几摆设的用各种珍奇宝石做成的玩赏性的小雕塑等，俨然成为一种地位、财富的象征。其二，以显示权力和威严为特征的如陵墓雕塑和陪葬用的冥器。其三，旨在满足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宗教信仰，按照各种教派戒律制作出的各种偶像。出于不同目的的要求，雕塑则出现不同的形制和样式。但是在中国古代雕塑发展史上终究没有形成功利色彩甚少，旨在追求完美的独立性、纯粹的审美和艺术性，类似西方所谓架上雕塑这一雕塑门类。（图-1）（图-2）

 

显而易见，中国雕塑艺术所处的社会境遇对其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国雕塑艺术特有的精神品格和独树一帜的美学风范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构筑中国文化内核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心态的根基，是由认识方法与思维定式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传统观念和思想体系。对中国的社会体制、礼仪风俗、心理构造、审美意识和文化艺术产生强大而深远影响的学说，莫过于土生土长的儒、道和由西域传入但最终融于中国本土的佛学，是它们赋予了中国雕塑艺术以风格及特质的品貌和神髓。

图-1　西岳庙石牌坊

图-2　石雕辟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