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行老板的儿子，威廉·霍尔曼·亨特最初从商，后来就读于皇家学院（1844），在那里结识了米雷。1847年，他读了罗斯金所著《现代绘画》的第一册和济慈的作品，相信必须进行改革，才能使现代艺术更具有现实性、更严肃。他和米雷、罗塞蒂兄弟、雕刻家Th.沃尔纳、科林逊和评论家F.G.斯蒂芬斯创立了“拉斐尔前派兄弟会”（1848）。 威廉·霍尔曼·亨特的画《里恩佐发誓为死去的兄弟报仇》（1848-1849，1886，私人收藏），最先署上著名的P.R.B.缩写名称。他与其他人不同，始终忠实干这个运动的原则，在《克洛迪亚和伊莎贝拉》（1850-1853，1890，伦敦，泰特博物馆）之后，他的《坏牧人》（1851，曼彻斯特，城市艺术馆。拉斐尔前派的杰作之一）表明了他艺术的两个方面：每个细节都被如实地绘制，其精确性和细致性在绘画史上是罕见的（当代的超级现实主义自称是他的继承者是有道理的），而与此同时，画的主题象征性地表达了一个强烈而复杂的精神理念。

在没有完全成功以前（他的第一幅重要的画《里恩佐发誓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在1849年引起了皇家学院的注意，同时还有米雷的《洛伦佐和伊莎贝拉》），《世界之光》（1851—1853，1858，牛津，基布尔学院）大受欢迎，该画象征性地表现基督举着灯去敲一扇早已关闭的门。这幅具有强烈自然主义的精神性寓意画与《意识的觉醒》（1853-1854，1856-1886，伦敦，泰特美术馆）一同展出，后者是与前者相配的现代伦理场景。 亨特与罗塞蒂一同去巴黎和比利时（1849），后来又去意大利（1869、1875、1892），并于1854年、1869年、1875年3次去巴勒斯坦，以便使《圣经》场景更为逼真（虽然这种精确性有时有损干象征意义），例如《替罪羊》（1854-1855，阳光港，利弗夫人艺术馆；曼彻斯特城市艺术馆藏有草图）。这幅画未被公众理解，未获巨大成功，而基于同样的精确性与考古逼真性的《在殿堂中发现我们的救世主》（1854-1860，伯明翰，城市博物馆）却获得成功，该画被甘巴尔特斥资5500英磅买下，后又被制成版画广为传播。

亨特的作品明显地不够流畅，色彩在强度和亮度上不协调，但他最佳的作品毋庸置疑地具有强烈的诗意（《沙洛特的女士》，完成于1905年，哈特福德，沃兹沃思艺苑），由于灵感的奥秘性与绘制中过分的自然主义所形成的古怪对比而更为明显。他喜欢在表现现代生活的夜间场景中使用人工的光照效果（《威尔士王公婚礼当晚的伦敦桥》，1863-1866，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船甲板》，1875，伦敦，泰特美术馆），在描写现实时那种可以说无法摆脱的精确性，特别是在光线效果方面，最终产生了某种魔力。 威廉·霍尔曼·亨特最后的作品又回到髙尚主题：《圣火之中》（1893-1899，波士顿，M.F.A.）、《马格达伦城上五月的清晨》（1888-1891，阳光港，利弗夫人艺术馆）。1881年，他停止在皇家学院展出作品，而更喜欢在格罗夫纳美术馆展出，或者在一些仅以他的一幅画为中心的展览会上，因为自1886年起就有人开始举办他的作品回顾展。这时他写了关于拉斐尔前派历史的头几篇文章，1905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拉斐尔前派和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这本书极有价值，虽说亨特对已与之分手的罗塞蒂的评价有欠公允。

英国的博物馆藏有亨特的作品，特别是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我们的英国海滨》【又名《迷途羔羊》】，1852；《无辜者的胜利》），1883-1884）、伯明翰城市博物馆（《耶稣与三王》，1854-1860，《瓦朗丁拯救西尔维亚逃出海神之手》，1850-1851）、利物浦的沃克尔美术馆、曼彻斯特城市美术馆（《死亡阴影》，1870-1873），以及牛津的阿什莫尔博物馆（《一个皈依宗教的英国家庭掩护基督教传教士免受巫师的迫害》，1849-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