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马拉蒂年少时进入安德烈亚·萨奇的画室，一直在那里待到萨奇去世（1661）。除了在马尔凯地区的两次旅行之外（1650，1672），他几乎没有离开过罗马。到了1650年前后，他在罗马的圣乔凡尼之泉教堂根据萨奇1648年的草图而作的两幅壁画，以及山上圆顶教堂内的祭坛画，都还颇有萨奇风格的影子。然后，在卡梅拉诺教堂的绘画中，可以看到他寻找更远的源头，学习阿尔巴尼的风格、圭多·雷尼的讲究和提香亮丽的色彩。

从1650年起，卡洛·马拉蒂以《牧人来拜》（罗马，圣朱塞佩教堂）奠定了自己的声名，在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调绘画性和色彩的视觉正在转向一种线性的、理性的构思，抽象的思考代替了创造力。这反映了曾在萨奇的画室中交流过的一些观点，因为贝洛里和普桑也曾经在这个画室中工作过。但这一理想主义的倾向并没有阻止马拉塔作进一步的探索。
 

1653-1666年间，马拉蒂接近了兰弗兰科的巴洛克风格，表现在罗马圣伊西德罗·阿格里科拉教堂的壁画中（1653-1655，圣朱塞佩礼拜堂：《耶稣诞生》、《逃往埃及》，1657，克罗齐菲索礼拜堂：《十字架的胜利》、《戴上荆冠》、《橄榄山花园中的祈祷》），以及1660年为巴尔贝利尼家族创作的祭坛画《圣女罗莎丽在鼠疫患者中》（佛罗伦萨，科尔西尼收藏）。一方面，他仍然追随贝洛里，想赋予作品一种宏伟感（较少采用透视缩短法、坚实的形状），与巴洛克手法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他又在兰弗兰科的影响下，更加感性化，以一种源自科雷乔模糊的明暗对比手法表现出某种抒情性。他最好的两幅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罗马的圣弗朗索瓦斯》（1654，阿斯科利·皮切诺）和《圣奥古斯丁》（1655，罗马，悲痛圣母玛利亚教堂），同时他还开始为红衣主教安东尼奥.巴尔贝利尼创作《使徒》系列。
 

从1660年，也就是萨奇去世那年开始，卡洛·马拉蒂显得越来越接受巴洛克风格（透视缩短法、对角构图）和彼得罗·达·科尔托纳的影响，减弱了他在圣伊西德罗教堂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悲怆性，转向一种色彩更为丰富的装饰性风格，这也与他接到的订画的性质有关。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让他绘制了一些巨幅作品：《耶稣诞生》（古罗马神殿美术馆，1657）、《圣母往见图》（和平圣母玛利亚教堂），后来还有为锡耶纳大教堂创作的作品（1661-1664），以及《圣贝尔纳和维克多四世》（1656-1658，罗马，耶路撒冷圣十字架教堂）和为路易十四的国务部长路易.菲利波·德·拉·弗利里埃尔所作的《奥古斯都向和平女神献祭》（1661，里尔博物馆）。在这一时期，马拉塔开始涉及一些非宗教的主题（《夏》，1659，阿里奇亚，奇吉宫）。
 

马拉蒂晚年有很多这类主题的作品。由于调和了过去和现在，调和了拉斐尔、卡拉奇、兰弗兰科和彼得罗·达·科尔托纳，他成为罗马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使得巴契奇奥的巴洛克倾向在1670年之后再无立足之地。他的丰富作品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整个罗马艺术中占突出地位，触及了各个领域：祭坛画分布在罗马（《圣弗朗索瓦·格萨维埃之死К耶稣教堂《巨大的《圣母》，梵蒂冈；《圣母和圣婴在圣博罗梅奥和圣伊涅阿斯之间》，1685，罗马，瓦利切拉圣母玛利亚教堂）和罗马以外的地方（锡耶纳圣阿戈斯蒂诺教堂的《圣母无站始胎》，1664，安科纳），还有装饰壁画（天顶画《宽容的胜利》，罗马，阿尔蒂埃里宫，约1676），为圣彼得大教堂（1677-1689）和乌尔比诺大教堂（1707年后）作的壁画底图、非宗教装饰画（《维纳斯的诞生》，1680，弗拉斯卡蒂，法尔科尼里别墅；《阿波罗和达芙尼》，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博物馆；《罗姆鲁斯和雷姆斯》，1692，波茨坦，无忧宫）。
 

我们可以看到，马拉蒂倾向于一种越来越理性化的艺术，摒弃了所有抒情成分，而且表现出对色彩的偏爱，尤其体现在《圣母之死》（罗马，阿尔巴尼别墅）中。这幅画是对安德烈亚·萨奇已经使用过的一个题材的重新诠释，也参照了普桑的《日耳曼尼库斯之死》。另一方面，在非宗教圓的创作中，马拉蒂从优雅转向了冷峻，预示了奇亚里（他常出入马拉蒂的画室）和门斯的风格。他还赋予了风景很重要的地位，有时请罗马画家加斯帕尔·迪盖为他的作品补画风景（《狄安娜与阿克迪翁》，查茨沃斯，德文郡公爵收藏）。
 

此外，马拉蒂还是17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一。他最初采用的是纯粹的自然主义（《弗拉·卢卡·瓦丁的肖像》，以版画传世），后来形成了一种贵族风格：凡·代克式的精致（《教皇克莱芒九世的侄女玛利亚·玛达莱娜·罗斯皮里奥西像》，卢浮宫）和戏剧效果，预示了后来的雅桑特-里戈和尼古拉·德·拉吉利埃尔两人的手法，《红衣主教阿尔德拉诺·希波》（1650年前，马赛博物馆）和《教皇克莱芒九世》（梵蒂冈）两幅肖像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和画家著名的《自画像》（约1675，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博物馆）一起，带动了法国摄政时期上流社会半历史、半寓意的肖像画创作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