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捷布斯克的早期，马克·夏加尔出身低微，但他很早就表现出绘画方面的才能，并在一个名叫耶胡达·佩恩的当地画家身边开始学艺。1907年，他去了圣彼得堡，除了到皇家美术学院听课以外，还经常听巴克斯特刚刚开设不久的关于现代艺术的课程。他从巴克斯特那里了解到了有关法国绘画的一些情况。从此，巴黎吸引了他：当众议员维纳韦尔提出给他一小笔资助帮助他，让他在去罗马和巴黎之间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巴黎。在这第一阶段的作品中，他已展露出一种已经非常个性化的才能。维捷布斯克的日常生活以及哈西狄克教义的精神和仪式（强调一种既神秘又是肉体的感情宣泄价值）启发他画出了一些谨慎的色彩和拼帖作品，有时令人想到纳比派画家作品，但从中自然流露出的非现实主义性却是夏加尔整体作品的主要特色。

巴黎的第一阶段（1910-1914）。1910年8月来到巴黎后，夏加尔先是住在迈纳死胡同里的一个画室内。1912年，他安顿在“蜂房”画室。很快，他就进入了巴黎的艺术界，结识了德洛内，并参加《蒙若瓦》杂志的社长卡努多举办的星期五沙龙，在那里，他遇见了拉·弗雷内、格莱兹、梅赞热、马尔库西、洛特、勒福科尼埃（后来勒福科尼埃还在调色板学院为夏加尔修改习作）。他还认识了桑德拉尔和阿波利奈尔，这两位诗人对他的画作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夏加尔向凡·高和野兽派首先学习的是色彩课，对他来说，色彩是一个基本因素（《画室》，1910；《父亲》，1910-1911）；而他从立体派和德洛内的人道主义概念中，则借用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关系的方法。构图变得清晰而充满活力，造型走向结实：《我和村庄》（1911，纽约，M.O.M.A.）是第一幅表现日常主题的、结合了夏加尔的民间诗意和当时流行在巴黎的规则的作品，《致我的未婚妻》（1911，伯尔尼博物馆）充满了当时在巴黎还罕见的情色象征主义。其他重要作品则显示出不久以后对立体主义的更审慎、但总是有目的而且方式独特的探索：由浓变淡、变化很快的饱和色调，结构结实（《致俄罗斯、驴子及其他》，1911-1912，巴黎，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喝酒的士兵》，1912-1913,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通过阿波利奈尔的周旋，他于1912年在巴黎跟沃顿会面，然后在柏林的第一届德国秋季沙龙（1913）以及“狂親”画廊（1914年7月）展出作品。

俄罗斯的第二阶段（1914-1922）。一战爆发时，他在维捷布斯克。1914、1915年，他创作了好几幅犹太教类型的、以色彩生动为特点的习作，以及一些极富有表现力的作品（《穿玫瑰色衣服的犹太人》，1914，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1917年，先是在他于巴黎认识的国民教育委员鲁纳察尔斯基的帮助下，得到革命政府的支持，他被任命为他所在省的美术委员。1918年，出现了有关他的第一部专题著作，但是，整个艺术政策的方向令他失望，他和马列维奇形成了对立。于是他离职（1920）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与犹太剧院合作，干1920年绘制了一些现保存在特列恰科夫画廊的大型宣传牌（《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并为肖洛姆·阿莱切姆的三部戏剧制作了装饰和服装（1921）。

在俄罗斯第二阶段的画与他以前的作品没有明显区別，这些作品包括一系列维捷布斯克的风景，以及灵感来自他与夫人贝拉举办婚礼的大型画面（《拿葡萄酒杯的自画像》，1917，巴黎，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但有几幅显示了立体主义短暂而奇特的重新出现，表现出一种在他身上出人意料的忠实于现实的精神（《立体主义风景》，1919）和一些用厚厚的纯色颜料进行的试验（《父亲》，1921）。夏加尔于1922年离开俄罗斯。

重返法国（1923-1941）。马克·夏加尔在柏林停留（1922-1923）的时候遇见了格罗茨、霍费尔、迈德纳、阿契彭科等艺术家，开始学习雕塑的各种方法。他为保罗·卡西尔刻制他自传中的插图：《我的爱》（26幅腐蚀铜版画和铜版雕刻画，1923年在柏林出版，法文版干1931年在巴黎出版）。这第一次刻印经验是1923年9月他一回到巴黎就接到沃拉尔的大量订单的前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插图（118幅腐蚀铜版画，1924-1925）、《拉封丹寓言》（100幅腐蚀铜版画，1926-1931）、《圣经》（10.5幅腐蚀铜版画，1931-1939，其中有39幅于1952-1956年重作并完成）。在这最后一项插图的制作期间，夏加尔去了巴勒斯坦（1931），还去阿姆斯特丹研究伦勃朗的版画（1932）。这些重要的作品均由泰里亚德于二战后出版，它们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作品活生生的智慧。艺术家巧妙地变化他的表达方式：在《死魂灵》中表现得滑稽而有趣，而对拉封丹寓言中的主角，则通过明暗对比以减弱宏伟性，同时以更自由、灵活的风格再现《圣经》中的一些重要情节。

有一段时期，夏加尔受到超现实主义者的鼓励，因为布雷东非常重视他战前的作品，认为这是些“完全的抒情爆发”的典型。他还接受了恩斯特和艾吕雅的拜访，但这一会晤却没有结果。此时，他的发展远离他初期那种特有的冲突性的紧张，而是遵循一种从书法上和绘画上来看都同等的模式：他去除了立体主义的书写后果，一方面实现了黑白的融合，另一方面达到了色调的互相渗透。此时的夏加尔对法国的了解更广了（已去过布列塔尼、奥弗涅、普罗旺斯、萨瓦等地）；他的作品除了人们已经熟悉的来自维捷布斯克的动物形象之外，常常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法国的鱼和公鸡的形象，作为带有复杂的象征内涵的主题（《时间无岸》，1939-1941，纽约，M.o.M.A.）。花束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它们很少是色彩游戏的纯粹衬托，而常常是表现一种幸福的世界观的特有图案（《艾菲尔铁塔上的新婚夫妇》，1928）。

1988年，法国国家收藏得到捐赠，增加了45幅油画和近500幅素描，分布在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尼斯的圣经启示国家博物馆及外省的几个博物馆。在为这位画家举办的众多回顾展中，特別可以提到的有1995年的“马克·夏加尔，俄罗斯时期，1907-1921年”展（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